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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雄/致黃承乾先生信札(海南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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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釋文】

(一) 信封 正面:台東縣成功鎮新港員警分局 黃承乾先生 親啟 臺北縣五股鄉洲子尾台字0399附四信箱 黃雄 寄 背面:板橋土城國校 蔣治襄 請客需要

(二) 信件內容: 哥哥:自南京一別,快有五年了,在這五年當中,弟真是在死裡逃生。在槍林彈雨中,冒著萬險而生存,亦不知吃了多少苦,實在筆不能形容。如有機會,我們面談好了。 弟自南京考取步兵學校,當時局勢之亂,你是知道的。三十七年冬,我隨步校遷移南往廣東,繼而我們軍事失敗。又至廣州,當時是三十八年三月間。曾在廣州沙河警官學校找尋表哥王序鑫,聽說警校二十期正科已畢業,分發出去了,於是沒有找到。最後我只得隨步校去海南島。在海南島大約住了十個多月,其中有黃祖毛(後來改為黃毅強)弟弟,在台灣東南長官公署,曾經來海南一信。因部隊撤退時地址遺失,故至今還是不知毅強弟弟的消息。我也曾登報招尋過,可是如石沉海,不見音訊。 我在海南島步校軍士隊結業,分發部隊當班長。曾和共匪在海灘上作戰三次之多,在碉堡裡,餓了二天二夜,苦不能言,幸托天保佑,沒有死也沒有受傷。三十九年春,上級最高當局,奉命海南全島部隊撤退,從海口市跑至榆林港,總共走了五天四夜。一路和共匪血戰三晝夜,身體疲乏不堪,差一點被共匪俘去。弟實在有幸,沒有被抓,在海南不知多少戰士和內地同胞都被共匪俘去。更有吃苦的,好容易由小船轉入輪船,共匪機槍掃射,有的被槍彈打死,有的跌入海內淹死,當時的情景,目不堪睹,紊亂已極,誰也顧不了誰。最可憐的是官長們眷屬,通通沒有出來,留在海南,你想在作戰時能顧得了太太小姐們嗎?自然沒有辦法。我也可說前世做了好事,三生有幸,又是沒有死,又是從死裡逃生,不過在輪船上吃了點苦。由海南來台灣,途經四天,沒有水喝,只有一天三碗飯,菜是談不上的。孤身一個人,身上東西一點也沒有,只有一隻步槍跟20發子彈。除此之外,身上穿了一套衣服,別無他物。 弟至台灣,在高雄下船,編入現在部隊。曾在南部高雄旗山住了一段時期,後來調往北部,住在基隆臺北一帶。我也曾去信省警務處陶處長詢問過,也在臺北市警察局局長李浩渾詢問過,均沒有得覆,我只好作罷。在最近,你們在臺北市開警政協會,我也查問過,也是沒有辦法找到您。哥,您看叫我怎麼辦?找到我們浦江同鄉會主持人,說現役軍人不得參加同鄉會,最後是我們連長的同事吳迪民先生,他也是我們浦江人,故而談起家鄉的情形。因為那天吳先生來到我們連上來,故弟特托他找尋您。真的,皇天不負苦心人,終於現在尋到您。當我接到哥哥的相片時,的確是您,我以為我在作夢,但又看看吳先生的信和您的玉照,實在的,而不是作夢,真是使我喜歡著狂。哥哥,我們現在又和您通信了,您想一想,五年了,可是五年的時間也不算短啦。我現在已老得多了,經過幾次的戰役,幾度的刺激,在寶島上雖然物資比過去好,但精神受了限制,舉目無親,是多麼的不快樂伴身呀! 其次,表哥王序鑫是否在台?母親來了沒有?您結婚了嗎?黃毅強您知道嗎?來信時詳告。最好您有閒空時來北部趟,在臺北市我們見面一次,好嗎?您轉給吳先生的相片,我已接到,我也附上一張最近的相片給您看,不多敘了。專此順祝近安 弟黃雄(智乾)上 11/5我已改名為黃雄了,來信可寫黃雄。臺北縣五股鄉州子尾台字0339附四信箱黃雄即可。

【說明】

這是封原籍浙江浦江的士官班長寫給兄長的信,民國四十二年(1953)在臺灣島上聯絡上的。時序進入1950年初,為期四年的國共內戰已進入收官階段,中華民國政府控制的領土除了沿海的島嶼外,東亞大陸地區差不多已全部赤化。沿海島嶼中,臺灣與海南是最大的兩個島,臺、瓊兩島相較之下,海南島的國軍力量較弱,此島與陷共的雷州半島距離頗近。而且島上還有一支頑強的土共部隊,盤據五指山的瓊崖縱隊在馮白駒的領導下,經過國軍多次的圍剿後,仍屹立不倒,它始終是國府在瓊部隊的心腹大患。隨著國共在大陸兩廣地區的戰爭已經結束,海南島的保衛戰或解放戰爭即緊接著展開。1950年海南島的防衛司令為抗戰時期捍守長沙出名的抗日名將薛岳,他在瓊島設下了戰線極長的防線,所謂的伯陵防線。底下統帥雜牌拼湊、士氣不振的十萬部隊,並有相對優勢的海空軍。共方的主帥則為十五集團軍司令鄧華,瓊崖縱隊的馮白駒及四十軍韓先楚、四十三軍李作鵬輔之。1950年三月,解放軍部分部隊多次由雷州半島強渡海峽,登陸瓊島。直至四月十七日主力部隊共軍四十軍與四十三軍大舉登陸前,先行登陸的解放軍人數已達一師的兵力。這些先遣部隊加上主力部隊再加上瓊崖縱隊的軍力,會合後,隨之大舉進攻島上的國軍。四月十九日,關鍵的美亭會戰爆發,國軍戰敗後,即奉令撤退臺灣。海南島戰役從四月十七日共軍大舉登陸至五月一日占領全島,共十四天。國軍損失三萬多人,軍民撤退至臺灣約七萬多人。海南撤退與舟山撤退的時間相近,隨後韓戰爆發,美軍介入臺海,兩岸的局勢至此相對地穩定下來。 本封信信主出身國府步兵學校,他寫給失散五年多的兄長。由於是五年來的第一封信,而且是在天翻地覆,山河破碎後所寫,所以報導特別詳細。在此之前,兩人能否見面?甚至彼此或生或死?都無從確定。信主隨步校從南京遷到廣東某地,再到廣州,再到海南,然後分發下部隊。在海南十個多月,曾三次和共軍在海灘上激戰。四月底五月初從海南撤退到榆林港途中,步行五天四夜,又曾和共軍血戰了三晝夜。好不容易由小船登上輪船,輾轉來臺,中間尚有些不堪也不忍追憶的往事。信主寫這封信時,應該只有二十來歲,卻覺得自己「已老得多了」,因為「幾度刺激」、「精神受限」、「舉目無親」。「幾度刺激」、「精神受限」、「舉目無親」是1949流亡潮許多殘兵、敗將、難民的共同經歷,中下階層的軍警公教人員的比例尤高。這些歷經苦難的中華民國內陸公民進入中華民國轄區的臺澎金馬後,還會和臺灣人民共同度過艱難的求生存的歲月。他們最不堪回首的歲月或許在1949年底前的大陸地區,但他們一生都是中華民國公民,他們的生命史就和中華民國的歷史一樣,跨越了大陸與臺灣,跨越了1949年之前與之後,他們的生命經驗和臺灣的生存奮鬥無關嗎?他們的大陸經驗是否該列入臺灣記憶?或是他們的大陸記憶是否該算為臺灣經驗?兩群不同生命故事的人共同組成了國家,國家是否能夠同等尊重每個人獨特的故事地位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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