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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重石/致李濟深信札

【釋文】

任公勛右:川康分會與劉君積極推展,已有重大收獲,軍事亦有充分佈署,并已擇有利地域起義行動矣!經劉君與川康同人󠄀商決,由石代表一切,來平面陳,並請指示。刻已抵港,正候船北上,特先奉聞。肅此專頌勛祺。 杜重石敬上 四月卅日 又川康已有楊某,自言係受民革中央所託,又言為郭春濤先生囑託者,用本會川康分會名義,從事分劃(化)挑撥工作。據云楊與王陵基係有關,詳面陳。 信封 封面:煩請陳汝老轉李任公親啟。背面:杜重石報告川康工作函,5、16。存察,提會,彬,五、十七。

【說明】

這是一通國民黨政治人物扯國民黨政權後腿的信札,而且是發生在國民黨政權最艱困的時期。此信簽署的日期是四月卅日。其時為1949年,國府在遼寧、平津、淮海三大戰役皆已敗北,共軍且已渡江,南京淪陷,江南烽火一片。本封信是國民黨革命委員會(簡稱民革)的一位執行委員寫的。杜重石(1913-?),四川廣安人,與楊森關係密切,曾任20軍少將參議,民革中央執委會委員。收信人是民革的主席李濟深(1885-1959),字任潮,人稱任公,本封信即如此稱呼之。信中提及的郭春濤(1898-1950)也是民革要角,與中共關係頗深。李濟深是老革命黨人,北伐時曾任參謀長、代總司令、廣東省主席。他就像桂系、粵系其他政治人物李宗仁、白崇禧、陳濟棠一樣,和蔣介石一直有很深的矛盾。國共內戰時期,他赴香港,集結一些反國民黨當權派人士,於1948年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。宋慶齡為名譽主席,何香凝、郭春濤等人為執行委員,他任執行主席,成為海外反蔣陣營的領袖。 杜重石寫此信時,李濟深已應中共之邀,由香港北上北平,參加即將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。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共於1947年4月底提出的方案,倡議和國內各民主黨派合作,組成聯合政府。毛澤東的政治協商會議緊接著國民政府在南京舉行的行憲活動而來,兩者大打對台。中共提議政治協商時,許多所謂的民主黨派人士多聚居香港,中共力邀他們北上,共商大計,其中最重要的兩個單位應當就是民革及民主同盟。 中共建政後,李濟深作過人民政府副主席、人大副委員長、政協副主席,位高權輕,一路副到底。上世紀九十年代,我曾有機會與一些省級城市的副主席接觸過,這些副主席原本因歷史因素而被打成黑五類。託改革開放之庇蔭,原來負面的歷史成分鹹魚大翻身,身價何止倍增。昔日的黑五類居然西裝革履,可以坐公務轎車到機場、飯店迎送外賓了。「副主席是假的,全是門面,一點作用都沒有」,一位山東省市級的副主席曾私下對我這樣說。李濟深的位置高多了,中央領導人物等級的,但應該也就是充門面的花瓶而已。 民革這個擁護中共的「民主黨派」,在1949年那個年代,它盼望老東家國民黨迅速倒台,其殷切熱烈恐不下於共產黨。四川是中國抗戰的基地,1945年8月,國府在此迎接日本敗戰投降的訊息。但在1949這個天地玄黃的時期,國府在大陸的最後一口氣也是在此嚥下的。蔣介石其時在重慶、成都間狼狽奔馳,想挽狂瀾於既例。但他昔日的同志卻不斷地挖牆角,要求國府部隊「起義」,果然,劉文輝、潘文華、鄧錫侯、楊漢烈(楊森之子)這些川籍的國府將領就起義了。杜重石這封信裡所寫的「劉君」,不知與劉文輝有關否?國府於當年12月7日,即於成都宣布中央政府遷台。蔣介石也於三日後飛抵台灣,別時容易見時難,禹域江山再也回不去了。國民黨在大陸時期最後的歲月,民革與李濟深、杜重石這些人發揮了牆倒眾人推的加速敗亡的效果,毫不留戀。雖然沒有他們,四川赤化應該也是早晚的事。但叛徒反噬,凶猛不下疆場上的敵人,還是令人不勝唏噓。後之視今,猶今之視昔也,這個黨的文化實在令人好奇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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