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釋文】

任公勛右：川康分會與劉君積極推展，已有重大收獲，軍事亦有充分佈署，并已擇有利地域起義行動矣！經劉君與川康同人󠄀商決，由石代表一切，來平面陳，並請指示。刻已抵港，正候船北上，特先奉聞。肅此專頌勛祺。 杜重石敬上 四月卅日 又川康已有楊某，自言係受民革中央所託，又言為郭春濤先生囑託者，用本會川康分會名義，從事分劃（化）挑撥工作。據云楊與王陵基係有關，詳面陳。 信封 封面：煩請陳汝老轉李任公親啟。背面：杜重石報告川康工作函，5、16。存察，提會，彬，五、十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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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說明】

這是一通國民黨政治人物扯國民黨政權後腿的信札，而且是發生在國民黨政權最艱困的時期。此信簽署的日期是四月卅日。其時為1949年，國府在遼寧、平津、淮海三大戰役皆已敗北，共軍且已渡江，南京淪陷，江南烽火一片。本封信是國民黨革命委員會（簡稱民革）的一位執行委員寫的。杜重石（1913-？），四川廣安人，與楊森關係密切，曾任20軍少將參議，民革中央執委會委員。收信人是民革的主席李濟深（1885-1959），字任潮，人稱任公，本封信即如此稱呼之。信中提及的郭春濤（1898-1950）也是民革要角，與中共關係頗深。李濟深是老革命黨人，北伐時曾任參謀長、代總司令、廣東省主席。他就像桂系、粵系其他政治人物李宗仁、白崇禧、陳濟棠一樣，和蔣介石一直有很深的矛盾。國共內戰時期，他赴香港，集結一些反國民黨當權派人士，於1948年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。宋慶齡為名譽主席，何香凝、郭春濤等人為執行委員，他任執行主席，成為海外反蔣陣營的領袖。 杜重石寫此信時，李濟深已應中共之邀，由香港北上北平，參加即將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。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共於1947年4月底提出的方案，倡議和國內各民主黨派合作，組成聯合政府。毛澤東的政治協商會議緊接著國民政府在南京舉行的行憲活動而來，兩者大打對台。中共提議政治協商時，許多所謂的民主黨派人士多聚居香港，中共力邀他們北上，共商大計，其中最重要的兩個單位應當就是民革及民主同盟。 中共建政後，李濟深作過人民政府副主席、人大副委員長、政協副主席，位高權輕，一路副到底。上世紀九十年代，我曾有機會與一些省級城市的副主席接觸過，這些副主席原本因歷史因素而被打成黑五類。託改革開放之庇蔭，原來負面的歷史成分鹹魚大翻身，身價何止倍增。昔日的黑五類居然西裝革履，可以坐公務轎車到機場、飯店迎送外賓了。「副主席是假的，全是門面，一點作用都沒有」，一位山東省市級的副主席曾私下對我這樣說。李濟深的位置高多了，中央領導人物等級的，但應該也就是充門面的花瓶而已。 民革這個擁護中共的「民主黨派」，在1949年那個年代，它盼望老東家國民黨迅速倒台，其殷切熱烈恐不下於共產黨。四川是中國抗戰的基地，1945年8月，國府在此迎接日本敗戰投降的訊息。但在1949這個天地玄黃的時期，國府在大陸的最後一口氣也是在此嚥下的。蔣介石其時在重慶、成都間狼狽奔馳，想挽狂瀾於既例。但他昔日的同志卻不斷地挖牆角，要求國府部隊「起義」，果然，劉文輝、潘文華、鄧錫侯、楊漢烈（楊森之子）這些川籍的國府將領就起義了。杜重石這封信裡所寫的「劉君」，不知與劉文輝有關否？國府於當年12月7日，即於成都宣布中央政府遷台。蔣介石也於三日後飛抵台灣，別時容易見時難，禹域江山再也回不去了。國民黨在大陸時期最後的歲月，民革與李濟深、杜重石這些人發揮了牆倒眾人推的加速敗亡的效果，毫不留戀。雖然沒有他們，四川赤化應該也是早晚的事。但叛徒反噬，凶猛不下疆場上的敵人，還是令人不勝唏噓。後之視今，猶今之視昔也，這個黨的文化實在令人好奇！